此外，如果能够通过税收优惠实现公共目标，那么以加大税收的方式进行干预就不必要。
许徳珩的意见是这一条不要修改，‘多民族三个字不用加在这里。对一部分问题始终达不成协议，只好把这些内容从联邦宪法条文中隐去。
这样一种制宪行为结构在整体上决定了1954宪法的意识形态化品格，其结果不仅导致了1954宪法的临时性进而被后续的宪法典所取代，也关闭了中国宪法规范化实施的制度通道。把必要的权力授予像邦联议会这样的机构，违背建立好政府的所有原则。[19]在6月18日全体委员会上，汉密尔顿提出了自己的制宪方案（即汉密尔顿方案）。在再反思和再考量的过程中，既需要把宪法性质问题置于核心地位，也需要从制宪过程角度去进一步解释究竟有哪些因素在决定着一国宪法的性质。关于总纲、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三章的某些条文，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有关规定。
[⑨]为了修补中苏之间的信任裂痕，中国领导人一方面是决定入朝作战，另一方面是听取斯大林的建议提前制订宪法。参见［美］亨利·M·罗伯特：《议事规则》，王宏昌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8—29页。但是，1949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没有结束，土地改革没有完成，人民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特别是政治共同体的价值共识还没有形成时，正式宪法的制定受各种因素的制约。
凡是尊重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的情况下，社会就能稳定运行，公民基本权利就能得到较好保障。八二宪法延续了五四宪法的文本特征与内在精神，一些重要的原则在新宪法中得到恢复，并根据国家生活的变化获得新的内涵。[24] 由毛泽东为主任，林彪为副主任，委员由全体政治局委员（19人）、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的核心小组负责同志（24人），以及其他8人。五四宪法兼容并蓄的基本风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五四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参与主体具有多元性。
……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现代国家是通过以宪法为统领的法律秩序建构起来的共同体。
历史的经验表明，宪法实施是维护社会共同体价值的基础与过程，宪法实施状况的好坏决定了转型时期能否在根本价值层面上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好发展。那就是要求助于国民自己，而不是求助于那些显贵。如规定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规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自由等等，在规范的科学性方面存在严重缺失，也缺乏实现的制度基础。[21] 《各人民民主国家报纸赞扬我国宪法》，载《人民日报》1954年9月26日。
他说：我万分恳切要求各方各面对予宪法予以高度的重视来正确执行，所有领导、管理、监督、检察各方面对于宪法执行工作，特别予以严重注视。笔者主张《共同纲领》是临时宪法，正式宪法是五四宪法。我们需要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为契机，认真总结宪法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谋划未来宪法发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文革更甚。
作为建国的政治基础，《共同纲领》的使命是充任新中国成立的临时宪法[3]。[18]王珉：《宪法肯定的政治方向绝不容篡改》，载《政法研究》1957年第5期。
因为实际工作中常常碰到手工业者、农民等的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的继承问题。在宪法具体内容方面，八二宪法对于五四宪法也有诸多继承，比如八二宪法第13条第2款有关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的规定承继了五四宪法第12条的规定。
可以说，宪法文本是民众宪法意识的重要来源，民众的宪法知识，无论其获取的途径如何，都直接或间接源于我国宪法文本。（二）未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宪法治理之间的关系 1954宪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但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并没有理顺，在实际生活中党和党组织往往处于宪法之上，不按照宪法的规定办事，结果只能使宪法虚置。在此后的全民讨论中，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被毛泽东拒绝。[39] 郑贤君：《追求幸福生活：评五四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载《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6期，第31页。宪法监督的启动程序和审查程序也需要及时明确，解决实践中的操作困境。而五四宪法的文本并没有在实际的国家生活中得到有效实施，相反，却在反右斗争与文革被虚置与废弃。
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由于缺乏人身权利的保障，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各种会议上发言、议政时谨小慎微，不敢大胆发表意见，更不敢轻言政治法律方面的议题。张治中在发言中，用三句话概括了这部宪法草案的特点：第一，结构谨严而明确。
国家利益只有落实到人民个体，也就是每个人身上，才能在根本上维护好、实现好人民利益。[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5页。
[9]这些意见最后汇集到宪法起草委员会，有些意见最终体现在正式的宪法文本中。与媒体或宪法课堂等宪法知识的宣传媒介不同，宪法文本具有权威性和相对明确性，这使得民众更容易接受宪法文本，通过宪法文本获取宪法知识。
凡是现代国家都需要以宪法作为其存在的身份与标志，通过宪法治理维护社会基本价值与制度，并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提供统一的法律基础与道德基础。制宪权作为政治和学术概念，在中国经历了长期发展过程。五四宪法在基本的宪法关系上，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力求合理地结合本土与国际经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悲哀——试图通过宪法完成过渡，却因为内容上的暧昧不明而无法有效调整过渡行为。
[23] 相应地，其他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的任期也将被延长。[16]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1页。
在八二宪法的体制的下，有必要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下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工作机构。因此，《共同纲领》起到了建国纲领、临时宪法的作用，但它本身不是宪法，不能代替宪法长期存在。
当时曾有人主张增加宪法修改程序一章，以表示严肃和与其他法律不同。五四宪法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至少在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制宪、立宪成为国家生活的主题词，制宪权产生于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与状况。[25] 《许崇德全集》（第六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4页。新中国的建立，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与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新中国宪法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法国1946年宪法可代表较先进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它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崭新历史，在根本上巩固了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确认了国家的各项基本制度，宣告了人民权利受到宪法保障的事实，其精神延续至今。
在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者关系上，应当形成相互平衡、协调、相互衔接的结构关系，而不是附庸于某个主体之上，否则共同体是缺乏宽容的，也是缺乏稳固性的。[6]当然，人民直接立宪并不意味着宪法由人民亲自起草，那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此后直到1975年，虽然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如宣告的一样健康运行，但从领导人到普通民众，许多人都认为五四宪法已经过时了，认为再实施这部宪法已经没有必要了。此外，在宪法实施方面，宪法文本规定的国家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仍需要进一步加以落实。
